“肥年过去了”。这是很多俄罗斯人现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经过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去年俄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变得糟糕起来，股市崩盘，银行破产，卢布快速贬值，失业率大幅增长，工厂开始关门歇业，俄罗斯人重新开始在家里储备美元。与此同时，沉寂多年的全国性示威又出现了，30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游行和抗议活动，矛头直指普京。
每当国际油价暴涨暴跌时，俄罗斯就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经济危机。苏联时期如此，现在也同样难以幸免。这当然与其传统的能源导向型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但还有个更重要的制度性因素，那就是克里姆林宫习惯了的威权式治理模式。
《金融时报》说，正如经济繁荣会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一样，经济衰退也会放大其体制弱点。这场新的经济危机就快速暴露了普京宏伟计划中的设计缺陷：未能建立公正的国家制度，取消了宪法中的制衡机制，依靠一种具有潜在风险、依赖于克里姆林宫提供经济好处的社会契约等。同时，也使得普京一直以来所依赖的中央垂直治理的种种弊端迅速暴露出来。由于没有选举和监督压力，政府官员们一方面继续他们在苏联时期的官僚主义，对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经济诉求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在处理问题时又谨小慎微，反应迟钝，哪怕是最细小的问题也要等到莫斯科做出反应之后才能做出决定。比如这次远东地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二手车征收进口关税政策，决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但在钢铁业寡头们的操纵下，却成了向普通消费者转嫁危机的手段。当地消费者很早就对此怨声载道，但地方官员们只知道唯上是从，最终使矛盾激化。就连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阿伍赞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也指出，在普京的治理体系中“人民和政权之间没有可以通过议会，非商业性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双向的联系，现在这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电视宣传进行的虚假联系，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联系将难以再继续生效”。
尽管普京本人的政治威信还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和抗议互动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相信正是普京将他们从90年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当中拯救了出来，所以尽管面临经济危机，普京今天在俄罗斯的支持率仍然非常高。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普京在应对这场危机时采取的一些举措，并不利于这场危机的妥善解决。
首先，面对这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政治冲击，普京并没有采取经济手段缓解危机，而是习惯性的首先巩固权力。比如严化叛国罪法；发动统一俄罗斯党打压反对派等。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主任特列宁说，普京建立的威权治理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最主要的基础是获得了被统治人的同意，但现在这种同意有可能消失。在普京的八年任期里，俄罗斯人总是这样说，好吧，就让国家把一切都管起来吧，只要我们有新的汽车，超市里商品充足，市场上卢布坚挺，每年总是有去海边度一次廉价休假的机会就行。但是在油价暴跌至每桶40美元而不再是140美元时，克里姆林宫很难找到新的途径继续向普通人提供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带给他们的经济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式的威权治理正在渐渐失去它最大的合法性支持。俄罗斯的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在预测，随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在2009年的进一步放缓，国内的抗议活动将变得更多，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动荡。
其次，由于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理负责国内事务，因而在俄罗斯每当出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总理总是首当其冲。1998年金融危机时，叶利钦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声望，曾连续撤换数名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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